捍衛憲法參政權：從「法律矛盾」看選罷法修法之爭與比例原則考量

文．莊淇銘／前台北教育大學校長

立法院近期針對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》第 26 條修正草案展開激烈攻防，這場法理爭議的核心，在於如何落實「憲法保障人民參政權」的基本精神。隨著法案進入關鍵的協商與表決階段，藍白陣營主張放寬受「易刑處分」（如易科罰金、服社會勞動）者的參選資格，引發各界對於法律公平性與比例原則的深度辯論。

憲法保障與立法自由的基石，民眾黨團總召陳清龍明確指出，憲法明文保障人民的參政權與選舉權，這是民主制度不容動搖的根基。他認為，法律的存在應是為了維護權利而非刻意限縮。同時，立法委員在修法過程中展現的立法自由，同樣受到憲法及職權行使法的嚴格保障。只要修正內容不與憲法相抵觸，立法機關有權針對現行法規中過於嚴苛、甚至可能違憲的消極資格進行適度調整，以建立更健全的法制環境。

終結「地制法」與「選罷法」的法律悖論，此次修法的另一大重點，在於消除法律體系間的嚴重矛盾。根據現行《地方制度法》第 79 條，地方首長或民代若受有期徒刑判決確定，但獲准緩刑、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者，其現有的職權或職務並不會被解除。這意味著法律在實務上認可這些受處分者具備繼續服務公職的能力。

然而，現行《選罷法》卻存在邏輯斷層，規定若易刑處分尚未執行完畢，當事人即不得登記參選。這產生了一個荒謬的法律悖論：一名政治人物被允許「在職服務」，卻被禁止「登記連任」。修法支持者認為，這種權利行使的不對稱性，顯然是法律未同步修正所致，立法者有必要使《選罷法》與《地制法》的標準達成齊一。

比例原則的深度權衡：

緩刑與社會勞動之辯，針對修法是否「因人設事」的質疑，支持者從比例原則的角度提出辯護。個人與司法界及律師界友人討論後，得出分析結論：緩刑通常對應較重的刑期（2 年以下），而社會勞動多針對更輕的罪責（6 個月以下）。 如果法律擬放寬刑期較重且處分期較長的「緩刑者」參選，卻繼續卡住刑期更輕、僅因勞務尚未做完的「社會勞動者」，將嚴重違反罪刑相當原則，使法律淪為大開特權倒車的工具。

因此，個人支持陳清龍進一步引用《政黨法》第 7 條作為標準，該法規定政黨負責人即使在重大犯罪設有嚴格限制下，若受「緩刑宣告、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者」，仍保有擔任資格。同時司法及法律界友人等，亦認同此觀點，認為若政黨領導人已有此寬容規定，則公職參選人若僅涉輕罪且獲准以社會勞動替代入監，理應獲得合理的參政空間。緩刑或社會勞動本意是給予改過自新的機會，若一律抹殺參選權，在操作上顯得過於嚴苛且有「違憲」之虞。

就專注施政部分：

政治人物的努力不應受法治完善影響 儘管修法時間點與新竹市長高虹安的誣告案等個案重疊，引發外界高度關注，但任何有法律常識的人，都知道不因人設事及政治干預，這類法律條文的釐清與修正，本質上是法律屬於技術層面的完善。最重要的是，這些法律層面的討論與調整，並不會影響政治人物在任期內的努力施政。法治的健全是為了保障所有人才的平等競爭權，讓優秀人才不因輕微處分而被抹殺為國服務的機會，讓政治人物能更專注於公眾事務與地方建設，而非陷於「法律邏輯」的內耗。

目前該修正案個人認為應該儘快完成(已過協商冷凍期)，藍白兩黨最快將於本週利用人數優勢推動三讀。
個人冀望，透過這次修法，立法院期望能建立「長久且公平的法制」環境，在維護公職廉潔與保障憲法參政權之間，尋求最符合民主精神的平衡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