從連戰、馬習到鄭習：三個時代的兩岸交流政治學

文．杜聖聰／銘傳大學廣電系主任

■ 三趟旅程，三種結構

每次在野黨黨主席或前任元首登機赴陸，台灣媒體的慣性反應幾乎如出一轍：藍營歡呼、綠營撻伐、學界觀望。2005年連戰和平之旅、2015年馬習會、2026年鄭麗文訪陸，這三個歷史節點背後的國際結構、兩岸權力不對稱，以及法制環境，已有根本性的差異。用「統獨對立」的框架去讀，必然模糊焦點；改用「戰略環境×法制約束×政治溝通功能」三個維度來解析，每趟旅程的意義才會清晰。

◉連戰的破冰之旅（2005）

是1949年以來國共最高層的首度接觸，「破冰」的象徵意義遠大於實質政策產出。連戰以卸任身分出發，北京樂見「反獨」旗幟高舉，台灣內部法律也難以制約，陸委會無從管轄。這趟旅程的特徵是：象徵性高、約束性低、可操作空間大。

◉新加坡的馬習會（2015）

發生在馬英九仍是中華民國總統任內，以「兩岸領導人」名義在新加坡進行。馬英九當面向習近平主張「九二共識就是一中各表」，代表政府立場直接表述。對等性與法律地位都是三次中最高的，媒體批評的方向也從「出賣台灣」轉為「是否賣掉民主成果」，層次明顯不同。

◉鄭麗文訪陸（2026）

以在野黨主席身分接受習近平邀請，是三次中「對等性最弱」的一次。她不代表中華民國政府，沒有公權力授權，北京卻將此行定位為「新形勢下國共交流對話的重要一環」。這句話本身就埋藏了北京的戰略意圖：透過黨際框架迴避政府對政府的正式承認，同時製造「兩岸能對話，是民進黨阻礙和平」的輿論效果。

■ 九二共識的本質與談判邏輯

九二共識從來就是一個「有共識、有各表」的雙層結構。兩岸在民族與文化意義上都是中國人，這一點從未有爭議；但在政治體制上，台灣是中華民國，大陸是中華人民共和國，雙方各自獨立運作，各有其憲政體系。「一個中國、各自表述」的意涵，正是建立在這個現實之上：雙方承認彼此都在一個更大的中國民族框架之內，但對於這個框架的政治定義，各自保有詮釋空間 。

鄭麗文此行既然是去談判，帶回共識本來就是目標。真正需要守住的，不是「不能談」，而是談出來的共識文字必須清楚保留台灣的詮釋空間，確保「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」沒有從任何聯合聲明中消失。鄭麗文自己的表述說「既不是一國兩制，也不是一中各表」，這個說法反而容易讓北京只取「同屬一中」的部分，把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從談判結果中抹去。相較之下，馬英九在馬習會直接當面說「一中各表」，把中華民國的詮釋明確放進對話紀錄，反而是更穩固的作法。談判可以談，共識可以帶回，但台灣的詮釋版本必須以明確文字出現在雙方都承認的紀錄之中。

■ 陸委會的實際立場

陸委會於2026年3月30日及4月2日分兩波發出聲明，依據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》第33條之1，提出五個明確立場 ：

①未經政府授權，不得與對岸簽署涉及公權力或政治議題的協議
②鄭麗文應嚴肅看待中共對台施壓脅迫，勿落入統戰分化陷阱
③赴陸應反映台灣主流民意，維護國家整體利益與民主自由價值
④應要求中共停止軍事威脅挑釁與機艦擾台
⑤應要求中共承認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

這五點的法律基礎是實在的。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》第33條之1明確規定，台灣人民、法人或團體未經主管機關許可，不得與大陸地區黨務、行政或具政治性機關進行任何形式的合作行為 。陸委會另外還將此次北京邀請定性為「召見」，認為北京目的是將兩岸問題「內政化」，並藉此阻撓台灣的國防預算審議 。

現實的困境在於：

陸委會的五項呼籲，有些屬於法律義務，有些卻是政治期待。「要求中共承認中華民國」這類訴求，在北京的會談場合幾乎不可能得到正面回應，若以此作為評價此行成敗的標準，等於預設了任何接觸都會失敗的結論。對談話場合設置這類「必達」的政治任務，不只是為在野黨設置高門檻，也讓執政黨的立場顯得是在阻礙對話，而非保護利益。

■ 西德東方政策：值得借鑑的邏輯

西德布蘭特政府（1969-1974）的「東方政策（Ostpolitik）」，是台灣目前最值得參考的國際比較案例。布蘭特在冷戰高峰承認東德的存在，推動人員流動、家庭通訊與經貿往來，並不以統一為前提，目標設定在「降低人民苦難」。這套邏輯的核心是：接觸，不等於認可對方的政治合法性。

台灣可以從這個案例提取的操作原則有三點。第一，接觸的對象與範圍必須明確界定，哪些議題可以談、哪些碰不得，要事先以法律或行政命令確立。第二，功能性議題優先於象徵性議題，農漁產品輸陸、學術交流通道、觀光人員往來，比一場握手更有實質意義。第三，接觸必須有可暫停的機制設計，一旦對方採取升高緊張的行動，交流管道可立即凍結，這才是對等的籌碼。

東方政策最終沒有讓西德失去主體性，1990年完成統一時，也是在西德的制度框架下吸納東德，而非反過來。有底線的接觸，有時候比全面對抗更能守住自身立場。

■ 鄭麗文此行的及格標準

根據以上分析，此行的評估可以分三個層次。

◉最低標準（法律底線）：

不代表中華民國政府簽署任何政治協議；公開場合不迴避「中華民國」與「台灣民主」等核心概念；返台後向立法院完整說明行程與談話內容。

◉合理期待（有效的黨際接觸）

重啟國共論壇作為定期溝通渠道；就農漁產品輸陸、學術交流等功能性議題進行初步探詢；帶回雙方都確認的文字，且台灣的詮釋版本清楚呈現於紀錄之中。

◉談判成果的判斷標準：

帶回的任何表述，必須是雙方共同確認的版本，而不是北京事後單方面對外公告的版本。共識能談、成果能帶，但中華民國的詮釋空間不能從文件中消失。

■ 媒體質疑的結構性根源

從連戰到鄭麗文，三個時代媒體祝福極少、質疑居多，這不只是意識形態的立場問題，也反映了台灣社會對「黨際外交缺乏民主監督機制」的結構性焦慮 。台灣民調長期顯示，多數民眾希望「維持現狀」，對任何可能改變現狀的大動作都保持警惕。媒體的懷疑，是民主社會對主權問題的正常免疫反應，值得正視，但也不能讓恐懼完全封閉對話的空間。

■ 真正的法制化視角

真正的法制化視角，不是判斷「一定要去」或「絕對不能去」，而是建立一套常態化、透明化、有授權邊界且有議會監督的兩岸政治接觸程序。這套程序必須立基於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》的修正或補充立法，明確規範在野黨與北京接觸的範圍、紀錄義務與事後報告機制 。如此一來，連戰、馬英九、鄭麗文這些「個人式」的訪陸，才能被轉化為制度性資產，而不是每次都成為台灣社會內部的政治消耗戰。

台灣真正的護身符，不是靠向美國，也不是靠向中國，是用自身的法制健全性與民主可信度，讓任何外部強權都難以單方面操弄。這是比較政治學的結論，也應是評析這三代兩岸旅程的立足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