當交流被標記為風險：鄭習會之外，台灣正在失去的是對話的能力

文．孫行者／獨立政治評論家、退休教育人員

近期關於司法體系的匿名爆料，引發社會對「司法是否遭政治操作」的高度關注。儘管相關內容尚未獲得證實，但另一條同時發展的軸線，卻更值得深思——那就是兩岸交流正在被重新定義。

當鄭麗文啟動所謂的「兩岸和平之旅」，並與習近平進行會面時，社會輿論迅速分裂。有一派認為這是政治表態甚至風險行為，但也有另一種觀點認為，這樣的接觸，本質上是在維持一條尚未斷裂的溝通管道。

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支持或反對，而在於：台灣是否還允許這樣的交流存在？

如果把視角拉回近期的司法爭議。當「訪陸人士」、「在野黨」與「潛在風險」逐漸被連結在一起，即使沒有明確的制度性限制，也可能形成一種更強大的約束——心理性的自我審查。

這種狀態的可怕之處在於，它不需要法律禁止，卻能讓人主動退縮。人們開始思考：是否會被誤解？是否會被標記？是否會承擔不必要的風險？當這樣的疑慮累積，交流自然減少，接觸逐漸消失。

而兩岸關係最脆弱的地方，從來不是衝突本身，而是「誤判」。

在國際關係的經驗中，衝突往往不是來自蓄意，而是來自缺乏理解。當雙方不再接觸、不再對話、不再有非正式的溝通管道時，所有訊號都會被放大解讀，甚至誤讀為敵意。這種狀態下，風險自然上升。

因此，當有人選擇前往對岸進行接觸時，不論其政治立場為何，客觀上都在維持一種「資訊流動」與「認知對接」的可能性。這也是為什麼歷史上許多關鍵時刻，往往是透過非正式接觸，為正式談判鋪路。

然而，若社會氛圍逐漸將這類行為視為問題，甚至與國安風險畫上等號，最終的結果，將不是更安全，而是更封閉。

更值得警惕的是，當司法體系同時被質疑可能涉及政治操作時，這種「安全化」的敘事會被放大。即便指控未必屬實，只要社會開始相信「制度可能被用來對付特定對象」，寒蟬效應就會成形。

這正是目前台灣面臨的關鍵轉折：不是要不要交流，而是還能不能安心交流。

當一個社會讓人民開始對正常的接觸行為產生顧慮時，實際上已經在無形中壓縮了自身的戰略空間。因為交流減少，不只是互動減少，更是資訊減少、理解減少、彈性減少。

回到「鄭習會」本身，它或許具有高度政治性，也可能引發爭議。但更深一層來看，它同時提醒了一件事：兩岸之間仍然存在對話的可能。

真正需要思考的，不是誰去見了誰，而是台灣是否還保有「讓人可以去見面」的環境。

因為一旦這個空間消失，未來的選項就會大幅收縮。從「可以談、可以不談」，變成「只能對抗」。而這樣的轉變，往往不是一夕之間發生，而是在一次次的限制與標記中逐漸形成。

因此，對執政者而言，最重要的課題，不是壓制或放任，而是如何在安全與開放之間找到平衡。既能防範真正的風險，也不讓整個社會陷入過度防衛的狀態。

因為和平從來不是單一行動的結果，而是一個社會是否仍然保有對話能力的體現。

而當對話消失的那一天，風險，才會真正開始失控。